一、据张怀 《书断》说：“行书者，乃后汉颍川刘德升所造，即正书之小讹，务从简易，故谓之行书。”由是说而知：“行书”是“正书”转变而成的。
二、据王僧虔《古来能书人名》云：“锺繇书有三体： 一曰铭石之书，最妙者也；二曰章程书，传秘书，教小学者也；三曰行押书，相闻者也。河东卫凯子 ，采张芝法，以凯法参，更为草稿。草稿是相闻书也。”由是而知行书亦称行押书，起初当由画行签押发展而来。相闻者，系指笔札函牍之类。
行书的优点：张怀 《书议》说：“行书非草非真，在乎季孟之间；兼真者谓之真行，带草者谓之草行”《宣和书谱》亦说：“自隶法扫地，真几于拘，草几于放，介乎两者之间者，行书有焉。”行书既没有像正书那样规矩繁难，也没有草书那样狂放难认的弊病，因具有“不拘不放，易认好写”的优点，所以笔札函牍，皆使用，兼以古今人学书，亦特别重视此体。久之已成为在社会上流行最普遍，在日常生活中最切实用的字体。在应用价值上来说，算得是最伟大的。故能自后汉相传至今，历久而弥新。
初期“楷书”，仍残留极少的隶笔，结体略宽，横画长而直画短，在传世的魏晋帖中，如锺繇的《宣示表》（左图）、《荐季直表》、王羲之的乐毅论 黄庭经等，可为代表作。观其特点，诚如翁方纲所说：“变隶书之波画，加以点啄挑，仍存古隶之横直”。
东晋以後，南北分裂，书法亦分为南北两派。北派书体，带著汉隶的遗型，笔法古拙劲正，而风格质朴方严，长于榜书，这就是所说的魏碑。南派书法，多疏放妍妙，长于尺牍。南北朝，因为地域差别，个人习性、书风迥然不同。北书刚强，南书蕴藉，各臻其妙，无分上下，而包世臣与康有为，却极力推崇两朝书，尤重北魏碑体。康氏举十美，以强调魏碑的优点。
唐代的楷书，亦如唐代国势的兴盛局面，真所谓空前。书体成熟，书家辈出，在楷书方面，唐初的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中唐的颜真卿、晚唐的柳公权，其楷书作品均为后世所重，奉为习字的模范。
古人学书法有这一种说法：“学书须先楷法，作字必先大字。大字以颜为法，中楷以欧为法，中楷既熟，然后敛为小楷，以锺王为法”。然根据多年实验研究结果表明：初学写字，不宜先学太大的字，中楷比较适合。
初唐三大书法家，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的楷书，都最适宜作中楷的临摹范本。兹分别简介如后：
欧阳询的正楷，源出古隶，以二王体为基础，参以六朝北派书风，结体特异，独创一格，权威尤炽，其势力深入社会，几为学书的标准本。究其楷书特点，用笔刚劲峻拔，笔画方润整齐，结体开朗爽健。他的楷书碑帖代表作有《九成宫醴泉铭》、《化度寺碑》碑等。
虞世南的楷书，婉雅秀逸，上承智永禅师的遗轨，为王派的嫡系。虽源出魏晋，但其外柔内刚，沉厚安详之韵，却一扫魏晋书风之怯懦。其楷书代表作，当以《夫子庙堂碑》为最。
褚遂良的楷书，以疏瘦劲练见称，虽祖右军，而能得其媚趣。其字体结构看似非常奔放，却能巧妙的调和着静谧的风格，开创了前人所未到的境地，其楷书代表作，当以《雁塔圣教序》为最。
小楷，顾名思义，是楷书之小者，创始于三国魏时的锺繇，他原是位隶书最杰出的权威大家，所作楷书的笔意，亦脱胎于汉隶，笔势恍如飞鸿戏海，极生动之致。惟结体宽扁，横画长而直画短，仍存隶分的遗意，然已备尽楷法，实为正书之祖。到了东晋王羲之，将小楷书法更加以悉心钻研，使之达到了尽善尽美的境界，亦奠立了中国小楷书法优美的欣赏标准。
一般说来，写小字与写大字是大不相同的，其原则上是：写大字要紧密无间，而写小字必要使其宽绰有余。也就是说：写大字要能做到小字似的精密；而写小字要能做到有大字似的局促，故古人所谓“作大字要如小字，而作小字要如大字。”又苏东坡论书有“大字难于结密而无间，小字难于宽绰有余”的精语。以上这些话怎么讲呢？因为我们通常写大字时，以为地位（面积）宽阔，可以任意挥洒，结果字体变成了松散空阔。写小字则正好相反，因为地空间太小，担心写不下就越难免要尽力局缩，往往局缩过当，反而变成蜷促。这都是自然而然的心理现象，极易触犯的毛病。所以苏公“大小难能”这句话，正是针对这种神情而发，更是经验老到之谈。
写小字的重心与笔画的配合，则与大字无大差异。至于运笔，则略有不同。小字运笔要圆润、娟秀、挺拔、整齐；大字要雄壮、厚重。大字下笔时用逆锋（藏锋），收笔时用回锋； 小字下笔时则不必用逆锋，宜用尖锋，收笔时宜用顿笔或提笔。譬如写一横，起笔处或尖而收笔处则圆； 写一竖，起笔或略顿，收笔则尖；撇笔则起笔或肥而收笔瘦：捺笔则起笔或瘦而收笔肥，同时也要向左向右略作弧形，笔画生动而有情致；点欲尖而圆，挑欲尖而锐，弯欲内方而外圆，钩半曲半直。运笔灵活多变，莫可限定。尤其是整篇字，要笔笔不同，而又协调一致，一行字写出来，错落有致，却又一直在一条线上，如是则行气自然贯串，望之如串串珍珠项链，神采飞扬。
小字为古代日用必需的书法，以前科举应试时，阅卷的人大半是先看字，然后再看文章。字如不好，文章再好也要受影响。朝考状元、翰林，尤注重书法。是故凡状元、翰林的小字，都是精妙的。一般读书，也都善写小字。如今硬笔盛行，用毛笔写小字的人不多，但用硬笔临写小楷字帖有事半功倍的明显进效，因此想写好硬笔字，不妨找本好的小楷字帖，加工练习。定能打下坚实基础，裨益终身，受用不尽。
小楷字帖甚多，传世的墨拓中，要以晋唐小楷的声名最为显赫。其中通常包括了魏时锺繇的宣示帖，荐季直表，东晋王羲之的乐毅论、曹娥碑、黄庭经，王献之的洛神赋十三行、唐钟绍京的灵飞经等。还有元赵孟俯、明王宠、祝允明等小楷作品的墨迹影印本也是非常好的范本。
古隶,自秦至西汉，乃至东汉初，为"古隶"通用时期，传世碑刻文字，有秦量、秦权、汉代陶陵鼎盖铭、鲁灵光殿走刻、五凤二年刻、莱子侯刻、祀二公山碑、开通褒斜道刻等。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在湖北出土的《云梦睡虎地秦简》(右图），震惊了考古学界和书法界。它的出土，使现代书法家们眼界大开，亦为书法史研究提供了真正秦隶的资料。秦隶在结体上有自己特殊的时代特征，既有后世隶书的特征，又包含了篆书的特点。古人说：“篆之捷隶也”，这是很有道理的。从“快”这一意义上说，秦简为毛笔墨书，只有毛笔的运用，篆书的快写，才真正把中国书法向隶书的方向推进。
汉代从公元前206年到公元220年，是汉字书法发展史上关键性的一代。汉代分为西汉和东汉，两汉四百余年间，书法由籀篆变隶分，由隶分变为章草、真书、行书，至汉末，我国汉字书体已基本齐备。因此，两汉是书法史上继往开来，由不断变革而趋于定型的关键时期。隶书是汉代普遍使用的书体。汉代隶书又称分书或八分，笔法不但日臻纯熟，而且书体风格多样。刘勰《文心雕龙· 碑》说：“自后汉以来，碑碣云起。”因此，东汉隶书进入了型体娴熟，流派纷呈的阶段，目前所留下的百余种汉碑中，表现出琳琅满目，辉煌竞秀的风貌。在隶书成熟的同时，又出现了破体的隶变，发展而成为章草，行书，真书也已萌芽。书法艺术
的不断变化发展，为以后晋代流畅的行草及笔势飞动的狂草开辟了道路。
后汉二百多年间，是"八分"体的全盛时，在此期间，所有碑碣，多采"八分"字体，数不胜数。传世的拓本约有一百余种，东汉年间的碑碣。如石门颂、乙瑛、礼器、孔宙、华山、史晨、西狭颂、熹平石经、韩仁、尹宙、曹全、张迁诸碑，这些碑的字体，有纵长茂密者、有宽平疏落者、有朴茂雄万者、有骏爽疏宕者、有高浑凝整者、有华艳秀丽者、有丰厚温润者，无不各极其态，琳螂满目，蔚为大观。但如仅就"八分"规矩来说，应以乙瑛、史晨、曹全诸碑较为严谨,西狭、张迁（左图）、石门颂为隶中的篆、楷、行三体代表作。以上诸碑，皆为世人所爱临习。
查看全文章草 是隶书速写而成，故源出于隶。传说为西汉元帝时黄门令史游所创。宋赵彦卫云漫钞说：“宣和，陕古人发地得木简，字皆章草，乃永初二，发夫讨叛羌檄。米元章帖言：章草乃章奏之草。今考之既用于檄，则理容施于章奏。盖小学家流，自古以降，日趋于简便故大篆变小篆，小篆变隶；比其久也，复以隶为繁。则章奏文，悉以章草从事，亦自然之势；故虽曰草，而隶笔仍在，良繇去隶未远也。”此说章草因通於章奏得，其说较为可信。
“章草”字体，虽已“隶书”简约，但仍略带波磔，若从汉初木简书迹（上图），可见初期的“章草”，实际上就是应急的粗率“隶书”变体。故其笔法与结体，无一定规范可循，一直到了东汉的张芝，章草字体，才臻成熟，至魏晋而登峰造极。其中著名的书家，如魏时的韦诞、吴时的皇象、晋时的索靖，都称为一代章草的宗匠。
“章草”传世的法帖，计有史游《出师颂》、《淳化阁帖》中张芝书、皇象所书《急救章》、索靖的《月仪帖》等。虽传刻至今，但法度端凝，体势坚劲，有独立自强之特，仍足供为后人临摹研究的最佳资料。
“章草”的笔画略带隶书的波磔，而字字独立不相连带；利用符号，一笔万同，是汉隶行书之变体。
今草 即现今所通行的草书，通称为草书，传说为後汉张芝（伯英）所创始。韦诞说：“芝学杜度，转精其功，可谓草圣，超前绝後，独步无双。”张怀 《书断》说：“自杜度妙於章草，崔瑗、崔实，父子继能。伯英得崔杜之法，故知新，因而变之，以成今草。字之体势，一笔而成，偶有不连，而血脉不断；及其连者，笔脉通其隔行。惟王子敬深明其旨，故行首之字，往往继前行之未，世称一笔书起自张伯英，即此也。”又说：“章草之书，字字别。张芝变为今草，上下牵连，或上字之末，而为下字之上。呼史游菸虏荩虿⒉荻浇癫菀病！庇墒嵌敖癫荨庇搿罢虏荨辈煌Γ赫虏葑肿侄乐邓傩戳ナ槎桑敖癫荨痹蚴∪ァ罢虏荨钡牟荩舷虑Ａ撬傩础罢虏荨倍傻摹Ｓ谟胰蜗壬曜疾菔樽孕蛩担骸捌湮ǎ褐匦瘟ゲ荩胖眉樱棺艘妫淮罅钏角钗甭灾恚葜抡撸钗弥！卑础爸匦危ゲ荨！倍铮伤凳恰敖癫荨钡奶卣鳎彩恰敖癫荨币媲骷蚪莸乃凇?/font>
“今草”书体由后汉张芝创起，至东晋而达完成的境界，尤以王羲之父子，最擅此体，其姿态之美，变化多端，真是妙不可言，已达到登峰造极之绝妙佳境。
“今草”传世的法帖，自后汉的张芝，东晋的王羲之及历代的大书家，兼擅草书，故法帖书迹，流传极多，指不胜屈。初学草书者，几乎不知由何入手。上图为唐孙过庭〈书谱〉卷上。
今草虽出自二王，但到张旭、怀素却能摆脱魏晋传统的草法，创出新面目，于今草体格之外，益加狂肆，将今草进入一种全新的境界──以狂草著名于世。
“狂草”的得名，据传是由于张旭，他每次作书前，多酒引发情绪，或助自然界的现象来触发灵感，醉后呼叫狂走，再下笔作书。世人以张颠呼之。而怀素在他所书的《自叙帖》（左），曾引李御史丹云：“昔张旭之作也，时人谓之张颠，今怀素之为也，余实谓之狂僧，以狂继颠，谁曰不可。”由上可知，“狂草”，一方面是由于所书时的疾速与诡奇，一方面是张旭、怀素所表现出来的颠狂态度而得。
本来草书是足以表现个人的性灵、气度、学养与创造新的意境，但狂草的诡奇疾速、姿意纵横、用笔之活、变化之能，于意境更多所启发，韩愈在《送高闲上人序》中形容张旭草书说：“喜怒、困穷、忧悲、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有动于心，必欲草书焉发之。于物，见于山水、崖谷、鸟兽、虫鱼、草木之花、日月列星、风雨水火、雷霆霹雳、歌舞战斗、天地事物之变，可喜可愕，一寓於书。”草书到此境界，己经心物一如、神而化之，完全脱离了实用意义，是一种纯粹的高度的艺术形式。历代狂草大家还有黄庭坚、祝允明、王铎、傅山等。
草书对一般人是难以辨认的，对于书写的文字既不能完全了解，又何从欣赏？书法是以汉字为基础，汉字以点线组合，各种形态的点线，结合成千变万化的图形，以不同速度书写的点线，犹如一串音符，高低转折，抑扬顿挫，欣赏书法，就如聆听乐曲中的旋律与节奏。草书比起其它字体，书写空间的排列、点线的对应，更能自由的发挥，也就是草书最能表现书法艺术的精神。
中国先秦时期流传下来的古文，除甲骨文外，大都是铭刻在铜器上面的文字。因铜器为金属物，故称为“金文”，“吉金文字“。铜器中以钟鼎为国家最重最多之器，故又称为「钟鼎文」。铜器的种类繁多，现存者即有数百种，大部分为宗庙礼器或祭祀用。金石考古学者，如罗振玉、容庚、苏莹辉诸氏，各有其不同的分类法。其中苏莹辉氏在五十年中国艺术品赴美展的铜器一文，根据容氏分类法，加以阐释，条理分明，其分类如下：
食器类有：鬲、鼎（圆形的两耳三足、方腹的四足）、簋、敦、俎、豆、卢类（主要的熟饪器是鼎、鬲、敦。主要的盛器是簋、豆）。
酒器类有：爵、角、尊、觯、觚、卣、觥、方彝、壶、鸟兽形尊、缶（以上盛酒、饮酒器）禁、勺诸类。
乐器类有：铙、钲、（口皆向上、执而击。）钟（皆悬而击之）铃、铎（皆有舌，其口向下，持而振之）。于、鼓诸类。
兵器类有：戈、矛、戟、剑、刀、镞、 诸类。
寻常用器类有：盘、监、盂、盆、科、（以上水器）奁、区、 皿、锭、行镫（以上杂类）。（在商周时代的主要寻常用器，为盘、监，皆用於盥洗，但盘亦用於盛食物，监可以照脸，而 有足的，又可以作温器。）
殷代金文，极为简单，一器一字或数字，且多配有象形物，甚至只有一个图形，全然没有文字的。又有既非文字，又非图画的，只好说为图象文字了。这些金文，有用以表现动物的，有关战争与经济的，有关军事的，有表现器物的，有王子与举事的，有表现生活的，有以亚字形为要素的。宋代著名金文学家吕大临，说这种金文中的图画文字，就是汉字的原始字体。（殷）代的金文，有商方卣 、商太巳、商钟、比干铜盘、散氏盘铭等。其中以商太巳卣为最，章法茂密，周之无专鼎即仿其体。总之殷代金文，朴质、鲜活，书法亦极流动。
西周前期金文，仍保留着殷代多子族卜辞特征，书体有流丽的曲线，其代表作有周公殷，笔划锐利，始终一贯，其中有肥笔的、粗笔的，更保留殷代金文生机勃发、笔力强轫的特点。字形整齐，结体和谐，流露特有的俨然之势。由成王入康王时代，字形虽仍整齐，但其气魄已失。且进于形式化。独其中的大盂鼎（下图）文字，则发挥了独特的雄健笔意。它是西周康王时期的著名青铜器，内壁有铭文，长达291字，为西周青铜器中所少有。其内容为：周王告诫盂(人名)，殷代以酗酒而亡，周代则忌酒而兴，命盂一定要尽力地辅佐他，敬承文王，武王的德政。其书法体势严谨，字形，布局都十分质朴平实，用笔方圆兼备，具有端严凝重的艺术效果，是西周早期金文书法的代表作。
西周中期的金文，字形小而整齐，笔划减瘦，大体上纤细而缺少变化。
西周后期金文，则已疏密平衡，雍容典雅，如毛公鼎，是西周青铜器
中赫赫有名的重器之一，作于西周晚期的宣王时期。内壁铸有多达498字的长篇铭文。其内容是周王为中兴周室，革除积弊，策命重臣毛公，要他忠心辅佐周王，以免遭丧国之祸，并赐给他大量物品，毛公为感谢周王，特铸鼎记其事。其书法是成熟的西周金文风格，结构匀称准确，书体整饬，有条不紊，线条遒劲稳健，布局妥贴，充满了理性色彩，显示出金文已发展到极其成熟的境地。应为此时期的代表杰作，已略形成大篆的雏形。至于春秋战国金文，则大多体长画细，形成小篆的风格了。这一时期还有一件伟大的作品，我们不能不提及它----《散氏盘》----这是西周后期厉王时代的青铜器，其铭文结构奇古，线条圆润而凝炼，因取横势而重心偏低，故愈显朴厚。其“浇铸”感很强烈，表现了浓重的“金味”，因此在碑学体系中，占有重要的位置。现代著名书法家胡小石评说：“篆体至周而大备，其大器若《盂鼎》，《毛公鼎》，…… 结字并取纵势，其尚横者唯《散氏盘》而已。”
大篆，从汉代以来，一般人都认为是周宣王（公元前827年）时太史籀所造。如汉书艺文志载史籀十五篇，班固注：“周宣王太史作大篆十五篇。”许慎也说：“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与古文或异。”古文或异者，也就是太史籀就古文加以增损而成，故大篆又称为“籀文”。因此后人都认为大篆是古文之后的一种形体了。
大篆字体，在传世的石刻文字，当以石鼓文(左图)最具代表性。此种石器，无疑是中国最古而又最可信的石刻遗物。今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馆。《石鼓文》在书法史上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
石鼓共有十个，原高约三尺余，文字刻于鼓的四围，以其形状似鼓，故有此俗称。实际上，应称之为碣。再者石鼓的内容，多与狩猎有关，学者也有称之为猎碣的。唐代的韩愈和宋代的苏轼，都有咏石鼓的“石鼓歌”作品留下来，故一般沿用“石鼓”的俗称。
石鼓文的文章，为记述游猎之事，全文原有七百余字，属四言体，极类诸经体裁，深奥难解，而且文字磨灭之处也很多。像韩愈之流的学者，也叹其“辞严义密，读之难晓”。自从元代潘迪著《石鼓文音训》以来，大体上已经能够解读，它是歌狩猎的一种韵文。本来，十个石鼓的前后次序，是一定的，可是这也在各家之间发生了不同的看法，众说纷纭，可谓繁琐之至。
石鼓文最古的拓本为世所知者，是浙江省宁波的范氏天一阁藏宋拓本。清阮元于嘉庆二年（1798）曾以石摹刻，存放在杭州府学，同治十一年（1873），又摹刻之于扬州府学。惟天一阁本，于咸丰十年（1862）焚毁。现存宋拓本，为明代安国（字民泰，号桂坡，江苏锡山）旧藏本，不幸流入日本。安氏深爱石鼓文，因自号十鼓斋，收藏有古拓本十种。其中北宋拓三种，称之为前锋、中权、后劲本。现流传入日本者，即后劲本，末尾有安国亲笔篆书跋文。可为现存石鼓文拓本中之冠，久已由日本二玄社影印问世。
石鼓文的字体，大致介於周金文与秦小篆之间。可知确是秦始皇以前之物，应当是属于籀书的系统。相对小篆而言，可称为大篆，是大篆文字的代表作。其字体类小篆而较繁复，似宗周彝器而较端整，堪称为典重严整。康有为在其《广艺舟双楫》一中称石鼓文为：“金细落地，芝草团云，不烦整裁，自有奇。体稍方扁，统观虫籀，气体相近，石鼓既为中国第一古物，亦当为书家第一法则也”。可谓赞赏之至。石鼓文向为艺林所宝，但北宋以後，帖学大兴，少人临之，直至清代中叶以後，考古尊碑之风复炽，石鼓文字，尤为书家推重。吴大 ，能得其典重严整韵致。吴昌硕则发其遒古为雄拔之气。两人书法，皆雄视当代 为后世所重。
何谓小篆：据后汉初期许慎的《说文解字序》中说：“史籀著大篆十五篇，与古文或异、秦李斯作仓颉篇、赵高作爰历篇，胡毋敬作传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省改，谓之小篆”。由此而知，小篆乃是取自史籀大篆，就籀文中简化，整齐而造成的。
小篆与各体书法：昔人有“非究於篆，安能得隶”的说法，因为隶法源出於篆，习篆也正是习隶。隶书与楷书字体，首先讲求横平竖直，正合乎篆书的基本笔法，篆书结体贵匀整，隶、楷书也讲究匀整，篆书写得准、熟练，再写隶书、楷书，也就自然匀整。写行书草书要活泼生动，需有善於画圆的工夫，篆书多半圆或圆形的笔画，到了婉通的火候，写行书草书，格外活泼生动，曲尽圆转之妙。是知篆书笔法，为各体书法的基础。如汉隶中的夏承碑，笔法介乎篆隶之间，仍多圆转之处，是可证篆通于隶。颜楷合篆籀之理，得书坛最高妙境，所书麻姑仙坛记，肉骨停匀，笔力平衡，有人说颜出于篆，是可证篆通于楷。黄山谷的行书，长笔画，与篆书用力无异，康有为有“山谷行书与篆通”之句，是可证篆通于行。怀素的狂草，笔笔中锋，瘦劲婉通，飞动中见圆转之妙，包世臣有“醉僧圣母、律公二帖，导源篆籀，浑雄鸷健，是为草篆”之说，是可证篆通於草。学隶、楷、行、草各种书
法，本来并不一定要先写篆书，不过倘是能够先写篆书再写隶楷行草 就更容易悟得笔法。弘一大师教写字方法：“须由篆字下手，每日至少要写五百个，再学隶，入楷；楷成，学草”，其顺序也是先由小篆入手。小篆临好之后，才可以临钟鼎，写甲骨，摹一切古篆，才有笔法和笔力，气韵和神味。
小篆由籀文整理而成，曲线圆写，笔画统一匀称，结体谨严，遒劲庄重，兼而有之（图右为秦《泰山刻石》）。在中国文字及书法艺术上，都有极大的影响，许慎编《说文解字》十五卷，即以“小篆”为主要文字依据。故知小篆是一切篆体的正轨，学书法者，不可轻之。
"临帖"是学书法者从规矩入手，从古今优秀的书法范本入手，使初学者从传统中掌握前人的用笔和结体，使其有法度。"临帖"易得前人笔意。赵孟钏担�"临书在玩味古人法帖，悉知其用笔之意，乃为有益。"
"临帖"是学书者，进入书法艺术殿堂的最基本保证。"临摹"是学书法者的必经之路。从临帖可以了解笔画肥瘦，间架结构，墨色的浓淡枯润，运笔的轻重缓急，转折换锋，接搭引带等等。只有通过"临帖"才能进入到创作。在继承的基础上发挥一定的创造性，使前人书迹为我所用，也就是常说的"后与古人离"。
临帖是创作的准备。创作完全是一种充分发挥主体能动性，带有明确审美追求的艺术活动。
临帖应是对传统全面而深入的继承。 临帖要从所临碑帖中汲取传统中的精华和营养，挖掘出精神的本质，对符合时代和个人气质的审美意蕴及形式的不断改造、融合，同时也是对不符合时代审美观念的内容的抛弃。这是创造选择的过程，是不断运动的过程，只有这样才能进入创作中。也就是说，只有通过对优秀的书法作品进行临摹，研究其规律，让帖中的笔画、结体节度自己的心手，方可跨入书法艺术之门而进行创作。
临帖是进入创作的基础，创作是对临摹的突破。
甲骨文，是商代（公元前1400）的文字。这些文字因为刻在兽骨或龟甲上，故名甲骨文。文字是以契刀刻划的，故又名"契文""契刻"。文字的内容，除极少数属於记事外，大部分是属于当时王公问卜的记载，故又称"卜辞"或"占卜文字"。此外，因甲骨文字出土的地方在河南省安阳县(原是殷代故都)，所以又称为"殷墟文字"。严格地讲，只有到了甲骨文，才称得上是书法。因为甲骨文已具备了中国书法的三个基本要素：用笔，结字，章法。而此前的图画符号并不全有这三种要素。
甲骨文的最早发现时间应该是在清末光绪二十五年以前。在河南省安阳县小屯村的洹河南岸田庄。村人于耕种时，在土层中掘出一些龟甲兽骨碎片，其中大部刻有深奥难辨的文句。当时，村人当作龙骨转售给药店为药村。直至光绪二十五年（1899），被考古学家王懿荣发现，肯定了它具有珍贵的研究价值，轰动了学术界。复经刘鹗、孙诒让、罗振玉、王国维、叶玉森诸家的先后搜集考究，其中罗振玉更是瘁尽全力以为提倡，始奠定了“甲骨学”的地位。
甲骨学的著述，最早见于刘鹗的《铁云藏龟》，清光绪二十九年（1902）出版，续有孙诒让的《契文举例》、罗振玉的《商卜文字考》、《殷墟书契考释》、《待问编》。商承祚的《殷墟文字类纂》、王国维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王襄的《室殷契类纂》、叶玉森的《殷契钩沉》、《说契》、《研契谭枝》、朱芳圃的《甲骨文字编》、孙海波的《甲骨文编》、董作宾的《甲骨文断代研究例》、《甲骨文字集释》、金恒祥的《续甲骨文编》、严一萍的《殷商编》、《甲骨文断代研究新例》、绕宗颐的《甲骨文续编》、《殷墟文字甲乙编》。还有欧美传教士及日本学者等，亦先后于1928年中央研究院继续发掘时，在我国搜购甲骨甚丰，并多有专著发表。
近三十年来，对甲骨学最有贡献的，当推董作宾先生。董氏曾亲自参与发掘甲骨出土工作，他据殷代卜辞，将过去甲骨学的研究阶段，分成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从光绪二十五年（1899），到民国十六年（1927），共为二十八年，後期自民国十七年（1928），到民国三十八年（1949），共二十二年。
甲骨文字大体上有契刻体与笔写体两种书体，文字风格衍变可以说是由契刻体向笔写体方面发展的。董作宾据殷代卜辞，把占卜人群，分为五个时期。以甲骨文字变化，书体变迁，追溯时代，以十干十二支常用字为例，阐明其字形。自第一期到第五期的变化过程中，发现了各期甲骨文书写风格不同，各有其特征。
第一期（武丁时）的书法风格，宏放雄伟，以甲骨大版大字为代表作。此类大字是用大力刻凿而成的，笔划粗壮，并填有朱墨（朱砂、墨）。其中也有工整秀丽的小字，极为精彩。这些都是承受中兴英主武丁时代风格，其气魄之宏放，技术的熟练，颇为惊人。其书家有韦、永、宾。
第二期（祖甲、祖庚时代）书风较为谨饬。祖甲、祖庚是继承第一期武丁的守成贤君，所以当时的卜师，严守规则而少变化。其书家有旅、大、行、即。
第三期（廪辛、庚丁时）书风转变，陷於颓靡，前期老书家已经作古，豪放书风扫地，当时的书家，笔力多幼稚柔弱，甚至笔误颇多。此期书者，皆未署。
第四期（武乙、文丁时）的卜人，卜辞上不署书契者的名字，这一时期新兴的书家，尽去前期笔力幼弱之敝，作品生动、劲峭、时逞放逸不羁之趣。此期署名之书家，仅狄一人，其余尚未发现。
第五期（帝乙、帝辛时代）的书风、除少数兽头大字刻辞外，其余的都异常严肃工整。理由是： 占卜事项，王必躬亲，卜辞的段、行，字都很工整，如蝇头小楷，文风乍变，制作一新。其书家有泳、黄。
坐势，端坐桌前，腰背自然伸直，上身可略向前倾，与肩同宽，左臂弯曲，手自然放置桌上，起到一定的支撑作用。手也可压在纸上，起到稳定纸的作用。右手执笔，笔不必正对头的中间部分，可偏向头的右侧，以能看到笔尖运动为宜。坐势书写又有枕腕，悬腕，悬臂等区别。枕腕，即右手执笔时，手腕不离开桌面，或把左手垫在右手手腕的下面的书写姿势。枕腕法多用于写小楷。悬腕，即右手执笔时手腕悬空。运笔较为灵活，适合写一寸左右的各种字体。
悬臂，即右手执笔时，手臂悬空的书写姿势，活动范围大，适合写两寸以上的各种字体。
采用坐势书写时，一般适合写两寸以内的较小的字，如小楷，晋人行书，唐人楷书等。
立势，身体站立不依靠桌子，上身前倾，双脚分开，与肩同宽，左手手掌平放在桌面上，左臂可直可曲，以能自然支撑桌面为宜，右手悬臂执笔。采用此种姿势适合写两寸以上的字。
蹲势，蹲在地上，两脚分开，略比肩窄，左手按纸，右手悬臂执笔，一般是在大的厅堂空地上写，便于把握通篇章法，这种姿势适合于巨幅长篇（写巨幅作品时脚可踩在作品上面）。
如何正确执笔是能否正确用笔的前提，是能否把字写好的一个重要环节，因此，它被历代书法家和书法理论家所重视。只要我们翻开古今书法理论的典籍，关于执笔方法的探讨比比皆是。如握管法、单钩法、双钩法、握管法、撮管法、捻管法、拨镫四字法，回腕法等等。这些方法各有短长，各具特点。
一个初学者应该选用什么样的执笔方法呢？当这个问题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翻阅古今有关执笔的诸多论述，从中发现唐太宗李世民的"指实掌虚"说与唐代韩方明的"虚掌实指"说是最富于智慧的。他们可谓不谋而合，一同看到了问题的关键。指实，是强调五指执管，把笔执稳。掌虚，是掌心空虚，以便于指腕灵活运动。执笔的要领说到底就是稳与活二字。
与这种理论相呼应的最为普遍的是执笔法中的五字执笔法。当代有关书法基础的教科书，都认定这种方法是正确的执笔方法。当代书法家沈尹默先生对五字执笔法极为推重，他在《书法论丛 ·书法论》中说："书家对于执笔法向来有种种不同的主张，我只承认其中之一种是对的，因为它是合理的，那就是由二王传下来的，经唐朝陆希声所阐明的：擫、押、钩、格、抵五字法。"沈先生的观点是否多少有些绝对，我们暂且不论。但我们却从中看到了五字执笔法的影响力是广泛而巨大的。
下面我们对擫、押、钩、格、抵五字的含义作一简明的解释，以帮助大家了解这种执笔方法的特点。
擫，是用手指按的意思，是指用拇指指肚前端在笔管左侧按住笔管。
押，通压，是从上而下用力的意思，是指食指第一节在笔管右侧从上而下用力与拇指相对夹住笔管。
钩，是弯曲，钩住的意思，是指中指弯曲如钩，用第一节指肚前端钩住笔管前面。
格，是抗拒的意思，是指无名指用甲肉相连之处从后向前推挡笔管。
抵，是推，抵抗的意思，是指小指紧靠无名指辅助它向前推挡笔管。
五字执笔法是用擫、押、钩、格、抵五字来概括说明五个手指的作用，它强调五指各司其职，又通力配合，执笔稳健，使笔能上下左右灵活运动。在运用五字执笔法时，注意用手指第一节的中上部分执笔，掌心自然空虚，即可符合"执实掌虚'的执笔要求。因此，我们认为初学者可选用这一执笔方法。
在我们明白了指实掌虚的作用之后，为了学好书法，还要了解与其密切相关的知识--执笔的位置与执笔的松紧等。 我们可以将笔管分为上中下三个部分，执笔靠下，笔的活动范围小，运笔就穏健。执笔靠上，笔的活动范围大，运笔就灵活。那么执笔时究竟靠近那个部位好呢？这要根据所写字体风格及字的大小来确定。一般的说以字体来区分，写篆书、隶书和楷书，执笔宜略低，低可稳健；写行书或草书，执笔可略高，高可灵动。以书法风格来区分，工稳严谨的风格，执笔宜低，豪放洒脱的风格执笔宜高。以字的大小来区分，写小字执笔宜低，写大字执笔宜高。
以上所说仅是一般规律，不是一成不变的法则。书写者在具体的书法学习中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摸索出适合自己书写的执笔位置，以有利于自己的学习和创作。
切记，探讨执笔的位置，其目的是为了把字写好，凡是有利于写好某种字体或某风格的都是可行的方法。
下面再谈谈关于执笔的松与紧的问题。很久以来，民间盛传王献之学书的故事。相传他小的时候，一天正在练字，他的父亲王羲之悄悄地来到他的身后，突然抽他的毛笔，竟然没有抽掉，于是，王羲之高兴的说：这个孩子将来会有大名气。这则故事是唐代著名的书法理论家张怀瓘在他的书论著作《书断》中记载了留传下来的，只是个传说而已。然而，后来的人们多依据他来说明执笔以紧为好，实际这是一种误传。一味强调执笔紧是失于偏颇的。执笔紧，易于稳健；执笔松，便于灵活。但是执笔过紧则不能灵活运笔，使点画受到制约。执笔过松，则会失去对笔的控制，使点画难以成形。因此，执笔的松紧要依据所写字体，风格及字形的大小来决定，应以松紧适度为宜，这个度就是在写一种字时能执笔稳健，又挥洒自如。
一个全新的时代开始了。社会的革命，必然影响到文化艺术的变迁，作为其中之一的书法艺术，当然也不例外。书法艺术史，流衍数千年之后，已然蔚为大观，尤其在历清而至民国之际，更是百川竟奔而归于大海。
民国时期的书法界至少还深受康有为理论的影响。许多人追随康有为的理论，从碑版中寻找新的艺术资源，并通过各种大胆尝试解放自己的艺术创造力。康有为亲身实践自己的理论并影响了他的四位得意弟子——梁启超，徐悲鸿，刘海粟，萧娴。康有为书法精湛，人称康体。但自认眼比手高。他的前三位学生书名均为文名或画名所盖。萧娴则是本世纪最优秀的女书法家。曾是张大千书法老师的李瑞清，本世纪初即以北碑书法闻名。但他的作品粗捍霸气有余，而细腻流畅不足。比较成功的书家有于右任，李叔同，曾熙等人。他们的作品粗放中有柔腻，刚劲而不失流畅。于右任是民国时期最具影响的书家，融北碑行草于一炉。李叔同（弘一法师〕的作品以碑版为面目，而受西方画理与佛教精神的影响。他的学生丰子恺，西人誉为中国最象艺术家的艺术家擅书画散文，作品富有生活情趣与艺术感染力。上海国画大师吴昌硕则精于石鼓文及行草，以书法笔意入画。他的学生在当代书坛极具影响——潘天寿，沙孟海，陆维钊（间接受影响〕，陶博吾（间接受影响〕。前三位为奠定中国高等书法教育立下了汗马功劳。民国时期的一个特例是沈尹默。他基本杜绝康有为的理论，坚持研习传统的帖派书法。作为优秀的书法教育家和学者，他在当时略显保守。
很多书法大家（如林散之，刘海粟，萧娴，沙孟海，陆维钊等等〕在1949年之前即已从事书法创作，但直至文化大革命之后他们已近耄耋之年才以书法闻名。1949年之后到毛泽东去世的近三十年时间内，书法基本上不受重视。当时的人们正以极大的热情建设一个新中国。书法被认为是旧传统的代表。有趣的是毛泽东本人是一位非常优秀的书法家。他的书法受怀素狂草和北碑书体影响大度开张富于浪漫气质与领袖风。在这三十年间，中国大体上有三位最著名的书法家，毛泽东，郭沫若，舒同。郭沫若以行草为胜，是典型的文人才子书法。舒同是军队高级官员，1981年任中国书法家协会首任主席。他的书法出自颜真卿和何绍基雄健豪放。
近代书法艺术的色彩斑斓，与其书家队伍的空前复杂有直接干系。或许因距离太近，这段风景比此前任何时期都清晰明透。这一时期知名的书家实在太多，而又各臻其极，在此仅拈取其重者，当有：齐白石、黄宾虹、罗振玉、王世镗、梁启超、徐悲鸿、吴湖帆、林纾、徐生翁、于右任、叶恭绰、李叔同、蔡元培、郭沫若、沈尹默、吕凤子、马一浮、谢无量、胡小石、郑诵先、毛泽东、刘孟伉、吴玉如、林散之、邓散木、张大千、陆维钊、王蘧常、沙孟海、萧娴、高二适、来楚生等人。
金人入主中原，极力吸收中原文化，不过杰出书家仍为汉人，若蔡松年、王庭筠、张孔孙等。
元初，书家如耶律楚材等，大多仍驻足于宋人习气。随着复古之风涌起，书法复兴，书坛三大家赵孟睢⑾视谑嗪偷宋脑巧衔杼āＵ悦项为元代书坛盟主，影响深远，故跨迈宋代而直与唐人颜真卿、柳公权、欧阳询汇合，称楷法四大家--"颜、柳、欧、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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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中，书坛依然笼罩于赵孟钍榉缰隆Ｖ敝量道飵j巎、杨维桢出，书风始令人耳目一新。康里巎巎行草书见长，尤得章草笔意，通篇视之，有"大刀斫阵"之声势，其代表作有《书李白诗卷》、《述笔法》、《渔父辞》等。杨维桢书法杂和众体，以行楷书见长，布局参差，用笔狂放，墨法大胆，代表作有《张氏通波阡表》、《真镜庵募缘疏》、《题邹复雷画春消息卷》等。康、杨之外，尚有虞集、揭傒斯、柯九思、张雨、郭畀等书家。
元后期，吴镇（代表作《心经卷》）、倪瓒（代表作《淡室诗》）二家，同时均居绘画"元四家"（黄公望、吴镇、倪瓒、王蒙）之列，书画相参，自成高格。而饶介、俞和二家，亦颇有法度。其他诸家若管道升、赵雍、吴睿、钱选、钱良右、僧维则等，亦各具面目。
明初，书家以"三宋"--宋克、宋璲、宋广和"二沈"--沈度、沈粲兄弟最为著称。"三宋"中，宋克章草为明人之冠，影响亦最大，代表作有《急就章》、《孙过庭书谱》、《唐宋人诗卷》；而宋璲的篆书、宋广的章草，亦秀出群伦。"二沈"中，沈度楷书为最工，被明太宗誉为"我朝王羲之"，行书亦流美脱俗。沈粲则工行草，下笔力度不凡。此外解缙的楷书、草书，李东阳的篆书、行草，均颇可观。
明中期，祝允明、文征明、王宠出现，使明代书坛略有复兴之象。此三人中，以祝允明成就最巨，其小楷直追晋唐，而行书、行草、章草、今草诸体皆善，代表作有《章草长门赋》、《草书赤壁赋》、《小楷赤壁赋》、小楷《东坡记游卷》、《正德兴宁志稿》等。文征明工小楷，行草法黄庭坚而追晋唐，代表作《跋刘中使帖》、《七言律诗》等。王宠诗书画"三绝"，小楷法晋唐，行草书法颜真卿而融众法，气息超拔。 由于明代帝王雅好书法，亦以书艺择仕，加之帖学之风盛行，众皆竟务书札之体，所谓"简牍之美，几越唐宋"，至使急于功名者笔墨纤弱，习俗相染，法度式微矣，出现所谓"台阁体"。
晚明，徐渭、邢侗、董其昌、张瑞图、黄道周、倪元璐、许友、米万钟等人继起，踵武前贤，真正开始了一种复古运动，于是书风离俗而趋雅，渐归正宗。明末"四大家"--邢侗、董其昌、张瑞图、米万钟（又有"南董北米"、"北邢南董"之称），崇尚用笔个性。董其昌法唐而入晋，用笔有弹性，显韵致，代表作《蜀素帖》、《丙辰论画册》、《答客难卷》、《临古卷》等。邢侗书法"二王"，参章草，颇有古韵。张瑞图草书下笔峻峭，转折方劲外拓，存隶意而得章草味，极富特色，代表作《醉翁亭记》、《后赤壁赋》等。米万钟擅行草，间用章草笔意。倪元璐草书，用笔险绝，风清骨峻，有烟云之气。黄道周楷书法钟王，参北碑，巧拙并施，行草书笔法离奇，遒密高超。
值得注目的是徐渭，其书法方圆兼济，轻重自如，笔墨纵横，貌似狂放不羁，其实暗含秩序，为后来书家效法，代表作有《草书七言律诗》、《草书诗卷》等。另外，于谦行楷、徐有贞草书、张弼草书、沈周行书、吴宽行书、邵宝行书、唐寅行书、王守仁草书、文彭行草、王稚登隶书、陈继儒行书、赵宦光篆书、钱士升行书、李流芳行书、左光斗行草、蔡羽行草，亦各自独绝。
宋初书家，杰出者有徐铉、李建中。李建中传世作品《土母帖》、《同年帖》，直追晋唐。然而真正代表宋代书法成就的，还是"宋四家"，即：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
苏轼，是宋代最有影响力的文人艺术家，其书法，远绍"二王"，近接颜真卿、柳公权、李邕、杨凝式诸家，结体笃实，笔墨润朗，代表作有《黄州寒食诗帖》、《新岁展庆帖》等。黄庭坚书法则博采众长，结体中宫紧凑而外围宽博，用笔左右纵横，如摇双橹，代表作有《书李白忆旧游诗帖》、《诸上座帖》、《松风阁诗卷》、《花气诗帖》等。米芾书法，得"二王"精髓，结体欹侧多姿，用笔"八面出锋"，变化多端，才情毕露，代表作如《论草书帖》、《苕溪诗卷》、《蜀素帖》、《珊瑚帖》、《拜中岳命诗》、《虹县诗帖》等。蔡襄书法得力于二王、颜、柳，作品有《万安桥记》、《扈从帖》、《思咏帖》、《入春帖》等。
宋徽宗崇尚艺术，是历史上最著名的皇帝书画家，其所创书体"瘦金书"，顿挫有致，挺秀清雅，别具一格，代表作有《瘦金千字文》、《草书千字文》、《草书团扇》等。宋代文人书家甚夥，若文仝、文彦博、林逋、范仲淹、欧阳修、苏轼、苏洵、司马光、王安石、张舜民、蔡京、蔡卞、薛绍彭、米友仁、叶孟得、赵构、陆游、范成大、朱熹、吴说、张孝祥、文天祥、姜夔、吴琚、魏了翁、张即之、赵孟坚等，各自揭须眉。
宋代书法尚"意"，是对唐人书法尚"法"的一个创作理念上的更新。唐颜真卿和五代杨凝式的书法，之所以对宋人影响最巨，也正是二者书法于法度之外，更多得几分意趣。
另外，大批文人、诗人、词人书法之特长，也正在于超脱理法，而倾慕趣味。宋代，之所以没有篆书、隶书和楷书大家，既时运使然，亦与当时书家群体特征不无关系。可以说，中国书法及宋，乃一大转捩：艺术性这一"因子"，由实用性与艺术性之合体中游离出来。宋人传世的大批墨迹如书札，更多体现的，是书家有意识的个人性情。
隋代楷书，承传北朝墓志之精华，脱略更多的锋棱而日趋温雅，若《龙藏寺》、《董美人》、《贺若宜》、《苏孝慈》、《龙华寺》、《昭仁寺》、《孟显达》等，已开唐人楷书之先。隋人章草书《出师颂》，今见者有写本和拓本，其用笔简率中兼得老到。隋智永《真草千字文》，则承前启后，为真草范本。
欧阳询、虞世南、禇遂良、薛稷，合称"初唐四杰"。初唐楷书范本，碑刻有欧阳询《九成宫醴泉铭》、《化度寺》、《皇甫诞》，虞世南《孔子庙堂》，禇遂良《雁塔圣教序》、《孟法师》，薛稷《信行禅师》以及欧阳通的《道因法师》等，而欧阳询行书《卜商读书帖》、《梦奠帖》、《张翰思鲈帖》等，墨本已可珍，尤可揣摩笔法。
盛唐，书家群起，风格纷呈。李邕行楷书平中见奇，优游不迫，若《叶有道》、《岳麓寺》、《云麾将军》、《法华寺》等皆是。张旭草书一出，彻底变革了"二王"草书的理路，纵横跌宕，若《肚痛帖》、《古诗四帖》皆是，遂有"颠张"、"草圣"之誉。颜真卿楷书熔铸古今，若《多宝塔》、《东方朔画赞》、《麻姑仙坛记》、《颜勤礼》、《颜氏家庙》、《告身帖》等，雄浑豪迈，一幅盛唐气象；至如其行草书墨迹，有著名的"三稿"--《祭侄文稿》、《祭伯稿》、《争座位》，以及《刘中使》、《湖州帖》、《送刘太冲》等，以楷法为基，收放得宜，法度森严，为后世推崇，其中《祭侄稿》更被誉为"天下第二行书"。怀素狂草书，下笔连绵不绝，鼓荡而下，若《自叙帖》、《食鱼帖》、《苦笋帖》，与张旭比肩，合称"颠张狂素"，至如其《圣母帖》、《小草千字文》，则冲和雍雅，尚有几分章草馀意，可洳莘ū浠丛础Ｋ锕ツ！妒槠住罚仁遣菔榉ㄌ质强涨暗氖槁劢茏鳌?/p>
中晚唐书家柳公权，又筑一重镇，作品若《玄秘塔》、《神策军》、《蒙诏帖》、《送梨帖跋》等，骨峻气遒。晚唐以降至五代，兵燹频仍，文事废弛，迨杨凝式出，书坛方为之一振，其作品若《卢鸿草堂十志图跋》、《韭花帖》、《神仙起居法》、《夏热帖》，超脱清逸，别有异趣。
唐人擅篆隶者，有李阳冰、韩择木、徐浩、史惟则、尹元凯、李隆基等。唐诗人中，雅善书法者不乏其人，可惜墨迹鲜有流传，因此贺知章《孝经》、杜牧《张好好诗并序》等弥足珍贵。
隋唐墨迹中，名家之作固可珍贵，但敦煌隋人写经楷书《大般涅槃经》，唐人写经草书《因明入正理论后疏》等，均挥洒自如而妙合法度。
经由了隶书为主宰的两汉，书法至魏晋，是一个空前的丰收季节，至此，所有书体全面问世，尤其是草书、楷书、行书的独立门户。此一时期的书体变化也最为复杂多端，几种书体大规模地交轨并行，而不是单线发展。也可以说，在书法的实用与艺术这两个主要因子中，艺术因子空前活跃。 三国吴出现的《天发神谶碑》、《禅国山碑》，悬针篆书中蕴涵隶书气韵，这不只是地域性的书风代表，更能传达书家的个性。而魏《曹真残碑》，东晋《爨宝子碑》、《好大王碑》以及《谢鲲墓志》，奇纵方刚，隶书之形貌始蜕，启后来北碑书法体格。
曹魏钟繇《宣示表》、《荐季直表》，为楷书经典的开山之作。 吴皇象《急就章》、《文武帖》，晋杜预《岁终帖》，索靖《月仪章》、《出师颂》，陆机《平复帖》（目前传世最早的名人墨迹）以及无名氏《孤不度德量力帖》等，为章草书之范本。
书法史上所谓的"二王"帖学派系，即出自东晋的王羲之与王献之。王羲之有章草《豹奴帖》、《十七日帖》、《寒切帖》，小楷《黄庭经》、《乐毅论》、《东方朔画赞》；王献之有章草《七月二日帖》，小楷《洛神赋》、王僧虔《太子舍人帖》。
"二王"最有创新意义和存在价值的，是其流美飘逸的行草书，如王羲之的《初月帖》、《丧乱帖》、《二谢帖》、《快雪时晴帖》、《姨母帖》、《得示帖》、《游目帖》以及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的《兰亭序帖》（唐人模本）等，而王献之则有《鸭头丸帖》、《中秋帖》 、《二十九日帖》等。此外，王珣《伯远帖》，亦有"二王"法度（与王羲之《快雪时晴帖》、王献之《中秋帖》，合称"三希"）。
晋人墨本《法华经残卷》，楷书而存隶书气息、得行书笔意，横笔轻起，捺笔重掷，在貌似谨严中暗含灵便，此类"经生书"，实现了实用性与艺术性的高度统一。此外，楼兰出土的大批残纸，如《李柏文书》，不但使我们得以窥见晋人书法的真面貌，而且为研究当时书风的演化提供了实证。
南北朝最突出的成绩是楷书，主要见于墓志碑刻当中。此一时期上续汉魏之隶意碑风，下开隋唐之楷体书韵。南朝名书家有羊欣、王僧虔、陶弘景、肖子云等。北朝名书家有崔浩、郑昭道、赵文渊等。
南朝墓志《爨龙颜碑》、《刘怀民墓志》、《肖胆碑》等，方圆并济，已在碑体书中露出楷书灵秀之风。梁时《瘗鹤铭》石刻，楷书而有行书、隶书笔意，开张纵逸，有摩崖气度。
北朝书法风范，同时显著于大批造像、碑刻与墓志当中，其面目之丰富，似又重复汉碑之辉煌。初期碑刻，方劲斩截，尚遗隶意，如《嵩高灵庙碑》，而龙门造像诸品，因势布局，刀笔相加，《始平公造像》为其杰作。后来之《张猛龙》、《贾思伯》、《根法师》、《敬使君》以及造像《高归彦》、《五百人》等，更见用笔之灵变，而《石门铭》、《华岳颂》与云峰山石刻，则别有一番光景。
至若北朝诸墓志，则体态多姿，各具风韵，《张玄墓志》、《元桢墓志》、《元鉴墓志》、《元演墓志》、《元慧墓志》、《元祐墓志》、《元文墓志》、《元定墓志》、《元勰墓志》、《元显墓志》、《元详造像》、《刁遵墓志》、《崔敬邕墓志》、《元显俊墓志》、《吊比干文》、《魏灵藏造像》、《郑长猷造像》、《广川王祖母造像》、《牛橛造像》、《孙秋生造像》《杨大眼造像》、《高贞碑》、《李谋墓志》、《于景墓志》、《郑文公碑》等等，不胜枚举，其中《元怀墓志》等，俨然已是唐人楷书的景象。
出土于新疆吐鲁番的高昌十一年《令狐天恩砖志》墨书，犹有碑书之劲健斩截，与出于敦煌莫高窟北魏皇兴二年墨迹《康那造幡发愿文》一样，颇堪玩味的是，碑书用笔方刚斩截之妙。
西汉碑刻如《五凤刻石》、汉莱子侯刻石，与当时简书面目相仿佛，其后至东汉，隶书炉火纯青。彼时树碑之风甚烈，加之写手之层次多端，遂使各地碑刻隶书面目丰富无比。《张迁碑》、《张寿碑》、《曹全碑》、《鲜于璜碑》、《礼器碑》、《史晨碑》、《孔庙碑》、《朝侯小子残石》、《杨叔恭残碑》、《熹平残碑》、《乙瑛碑》、《衡方碑》、《夏承碑》、《张景碑》、《石门颂》、《西狭颂》、《孔庙碑》、《西岳华山庙碑》、《封龙山颂》、《韩仁铭》等等，或朴拙或秀巧，或方刚或圆柔，或含蓄或张扬，各臻妙绝。这些隶书虽然都是以称作"蚕头燕尾"的波笔捺脚为主要造型标志，但能各具特征特色，拉开距离，这不能不令人惊叹于汉人的艺术创造力。隶书仅就一种书体而言，在东汉获得了中国书法史上空前绝后的鼎盛期。除了作为主宰的隶书，在秦篆的基础上，汉代篆书也有所发扬，如《开母庙石阙铭》、《袁安碑》、《太室石阙碑》等，更值得注意的是汉碑碑额，亦篆亦隶，开装饰风一路。至于《祀三公山碑》则尤独特，篆而参隶，峭拔奇耸。另有一些刻石和砖刻，如《公羊传碑》、《"急就"砖》等，亦引人注目，它们在为研究书体演化提供旁证的同时，还给我们以启示，出自民间书家的书法，其质朴不雕、天真率直，于法度谨严的传统之外别开生面。 篆隶之外，作为隶书之捷、今草之源的章草书，成熟于东汉，代表作有史游《急就章》和张芝《八月帖》、《秋凉平善帖》等。而且，后世的所有书体，如草书、楷书、行书等，几乎全部孕育于这一时期，这可从出土的大批简书和砖刻中得以见证。
查看全文 谈及中国书法史，有一个问题不能回避，即：最早的书法是什么样子？要回答这个问题，并不简单。不过，有四个方面的内容应该涉及到：一，可以查考的中国历史最早起于何时；二，文字是怎么产生的；三，文字史是否与书法史同步；四，现有的实物资料能否满足我们的研究要求。第一个问题纯归史学家们考虑，第二个和第三个问题留给理论家们去讨论，第四个问题，则属于我们的书法家以及书法艺术爱好者们；其实，实物资料的审美价值，更容易让人发生兴趣。
关于汉字的起源，有庖牺氏八卦造字、神农结绳造字和仓颉象形造字等说法，但谁也不能断言。基本可以肯定的是，文字在出世并投入使用之后，有一个成熟过程，在这段道路上，是靠实用价值和审美价值这两条腿前进的。
早在六千多年前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时期，先民们就已经在日常使用的陶器上用笔来描画或者作记号。倘若"书画同源"之说有道理，那么文字史或者书法史起码不晚于此。
甲骨文，是目前可以见到的最早的成熟书法。1899年王懿荣在一种称为"龙骨"的中药材上面，偶然发现一些刻画符号。"龙骨"，就是龟壳，而上面的刻画符号，后来经考古学家和古文字学家证明，就是"甲骨文"。它最初出土于河南安阳小屯村的殷墟，是距今约三千四百年前的商代遗物。后来经过不断挖掘，出土甲骨片达十万枚之多；而上面的刻画符号，也总计达4500个，其中1700个被逐一破译和解释出来。甲骨文内容大多为"卜辞"，乃记载占卜吉凶之事件。
甲骨文，主要是刻划而成的，从书法角度欣赏，已经完全具备了章法、结体、用笔等主要构成因素。如现藏历史博物馆的一片商武丁时期（公元前13-12世纪）的牛胛骨，上面刻字多达128个，记述丁酉日商边之事，刀法灵秀，变幻莫测，奇趣丛生。甲骨文的章法或整齐或错落，结体或规则或随意，线条或纤弱或刚劲，这除了所使用的工具材料的客观限定之外，不能否认其主观审美趣味和"书法意识"。另如祖庚祖甲时期甲骨、廪辛康丁时期甲骨、武乙文丁时期甲骨等，亦各具气象。有意思的是，少数甲骨不是刀刻，而是用朱书或墨书所写，这证明，当时已开始使用毛笔之类的书写工具。
周代，金文为主要的书体存在形式与书法表现形式。金文，又名钟鼎文，是钟鼎等器物上铸造的款识文字，或阴或阳。金文在商殷晚期（公元前14-11世纪）业已成熟，如《戍嗣子鼎》、《宰甫鼎》、《母戊方鼎》。其后西周武王时期的《天亡簋》、《利簋》，成王时期的《何尊》，康王时期的《庚赢卣》、《庚嬴鼎》、《大盂鼎》，昭王时期的《召尊》、《令簋》、《令方彝》，风格渐分，甲骨文的尖刻感彻底泯灭，但也并不拘泥于典型的肥厚笔画。西周中期，长篇金文更为普遍，如共王时期的《永盂》、《墙盘》，懿王时期的《师虎簋》，孝王时期的《大克鼎》，其大篆书也更显圆匀挺秀。至西周晚期，如厉王时期的《散氏盘》，宣王时期的《毛公鼎》、《虢季子白盘》，金文抵其颠峰，古奥浑朴，凝重大度，肥瘦自若，容与徘徊。至春秋战国，在周代金文基础上，诸侯各自独创自己地方色彩的书法，如《越王勾践剑》、《蔡侯尊》、《曾侯乙编钟》，字体修长，颇具装饰和夸张意趣。 秦《石鼓文》（亦称《陈仓十碣》、《猎碣》、《雍邑刻石》），是目前所见最早的石刻书法，其书体介乎古籀与秦篆之间，结体方整而宛通，风格浑穆而圆活，是由大篆到小篆的转型期代表作。石鼓文在唐朝初年出土于陕西宝鸡，韩愈曾作《石鼓歌》记之，因出土早，所以对后世影响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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